“勇于管教”意义重大

　　“勇于管教”的概念出自美国心理学家杜布森博士的《勇于管教》一书，该书的第一版写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，当时西方文化正处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逐渐对传统失去信赖，转而依赖专家的时代，在育儿领域，传统的育儿原则被漠视，而诸如行为学家华生的“不能对孩子表现出亲情”、伍德华特博士的“容许孩子挑衅，无需父母干涉，孩子长大后也会有一副好品行”等育儿原则在美国父母中流行，父母的育儿原则常在严酷管教和纵容两极之间摇摆，给众多青少年留下性格创伤。《勇于管教》一书的出版，在美国父母中引起强烈反响，到20世纪末修改后再版，共发行300多万册，影响了众多美国家庭。

　　专家们认为，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情形比照，“勇于管教”在当代中国社会也意义重大。

　　“让我们看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，只要打开电脑，各种诱惑扑面而来，而孩子们的分辨能力并不高，网络游戏天天想着让孩子们如何入迷……这样一个时代，不勇于管教，就是放弃了做父母、做老师的责任。”李文道博士说。

　　“中国目前大部分都是‘六一’儿童——在6个长辈的宠爱中长大的孩子。对其如何教育在历史中鲜有经验可循。我们有时不是不愿管教孩子，而是不知如何管教孩子，这实在是一个革命性的过程。国家的未来在下一代，如果一个孩子小时候敢打父母，长大后他必然会不尊重法制，我们不能培养出自私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下一代，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，在此情形下，重提勇于管教，意义非同寻常。”来自台湾，曾任教美国公立小学的哥伦比亚大学生教育学硕士陈黄怡文说。